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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振兴的诱惑:梁启超与近代中国国家主义

晚清时期,面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洪流和严峻的现实环境,中国应当采取单一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还是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一度成为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而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多民族国家依然受到民族分离主义的困扰,构建多民族国家的认同观念仍是我们一个长期的重要任务。为此,本文力图通过探讨梁启超辛亥革命前的国家主义思想对中国认同的建构,使我们对诸如“中国是谁”、“何谓中国”这一问题建立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并借此提供一个思考现代中国国家构建(nation-building)的历史视野。

晚清的中国认同问题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它是对政治统治权利的承认,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获得其成员的忠诚并保持稳定存在的基础。合法性虽然是一个来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概念,但是这一问题却是普遍存在于人类政治中的,如在古代中国,所谓的“正统论”处理的其实就是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在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中,合法性的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在现代政治中,合法性首先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即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也就是说,合法性的基础是人们内心对统治的同意。

在构成人们内心对统治的同意当中,认同或曰身份(identity)占有重要地位。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认同,就是要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区别及关系。认同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认同由自我界定,但又是自我与他人交往的产物。他人对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看法影响到该个人或群体的自我界定。从政治上来说,认同是关系到如何界定一个政治共同体边界的重大问题,是构成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基础性层面。正如2004年亨廷顿那本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的畅销书书名Who Are We?(《我们是谁?》)所揭示的,认同问题就是在问:符合怎样的条件才是“我们”?为什么某些群体应被界定在某个政治共同体的边界之内,而另一些却应在边界之外?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位,人们对认同或曰身份问题极为敏感,希望个人或群体的独特性价值与独立性存在能获得他者的认同,获得平等性的承认,并强烈反对不平等。认同政治的一个最新的突出表现就是令全世界为之侧目的苏格兰独立公投事件。

所谓“中国”认同问题,也就是问“符合怎样的条件才是中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王朝,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由于其统治阶层的少数民族地位,也由于其取得政权的暴力方式,初期曾颇受汉人的质疑,但随后清王朝依靠其相对良好的统治和今文经学的夷夏相对化理论为自己建立了合法性。降及晚清,国势衰落,国际上列强侵逼,国内则排满思潮汹涌,清王朝的政治合法性危机再度爆发。中国应当采取单一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还是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形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落败,不得不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当时的士人都感到此次失败“创巨痛深”,变法思潮勃然兴起,清政府本身也希望实行改革,以图振作。但这场改革却极为短命,政变之后光绪帝被囚,新法尽废,维新人士或死或逃或失势,维新势力大受摧残。而且,戊戌维新产生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果,即促起了满汉种族恶感的复活:自咸同后,满汉的感情本已有渐就融和的趋势,但因为变法想把满汉界限完全消灭,反而引起满洲人的怀疑。军机大臣满人刚毅在维新期间就散布“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论调。庚子事变让列强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企图,转而扶持清政府,但也同时要求清政府进行改革。清统治高层对列强感激涕零,西太后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庚子之后,国人不但对清政府丧失信心,而且渐渐将其视为列强剥夺中国的代理人,一种必须推翻清朝统治才能挽救中国的观念逐渐开始流行。革命派陶成章的一段话即为极好的概括:“有知识者,知满汉二族利害关系全然相反,欲求自存,非先除满人不可,由是汉满种族之问题渐生,而排满之风潮起矣”。戊戌维新的流产与庚子之难表明清朝中央政府难以承担起实现国家现代化转变的重任,并因此无可挽回地失去了汉族士人阶层的信任,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再度受到挑战。此番挑战与明清易代之际不同,当时对清王朝政治合法性的质疑是在“夷夏之辨”的话语中进行的,而晚清革命派不仅讲传统的“夷夏之辨”,更直接揭橥“民族主义”这一西方强势话语的大旗,其来势如疾风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