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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振华:敢于放弃,方得永生

南下,北上,创办“中国的穆迪”

1979年,年仅15岁的毛振华以湖北石首高考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后,他先后在湖北省统计局和省委政研室工作,由于工作踏实、文笔出色,被接连提拔。

1988年,经过8年的酝酿,海南岛从广东省划出,独立建省办经济特区。这一年,毛振华离开他工作生活9年的武汉,加入海南建省筹备组。

“那时从武汉到海南要30多个小时,先坐火车到湛江,再坐4个多小时的大巴到海安镇(现广东海安港),最后坐2个小时的轮渡到海口。上岸一看,发现这是一座连红绿灯都没有的城市,跟武汉差很远。”时隔30年,毛振华这样对支点财经记者描述这段经历,“从湖北去海南,在外人看来是很突然的。当时我只有24岁,风华正茂,在湖北省委政研室战略处工作,是最核心的部门,还结了婚分了房子,感觉自己(在湖北发展)也会不错的。”

也是在1988年,中国资本市场有大事发生。

尽管从1984年起,到1988年前后,发行股票和债券的中国企业并不在少数,但它们的初衷与日后的资本市场并没有太大关系。百姓眼中,股票和债券完全是新生事物,没几个人敢下水一试。

1988年,王波明和高西庆两位留美学生在美联储楼下有个约定:要在中国建立证券交易市场。随后,他们参与完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这是第一份系统阐述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性文本,规范的中国证券交易市场从此走向萌芽。

4年后的1992年,毛振华决定放弃中央机关公务员的身份,下海创办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与资本市场息息相关的信用评级。

谈到这一次放弃与转变,毛振华坦言并不需要跳崖般的勇气。“引导我们下海的,是理想以及我们对企业的认识,大家都在寻找更能发挥才能的地方,这个方向可能就是做企业。因为企业是没有边界的,可以跨越国家、跨越文化、跨越产业,充满了想象力。我也不认为下海从商就是对过去的抛弃,应该说是一种能力的转换。”

至于要创办一家什么样的公司,一开始只有方向上的认识。

泰康保险集团董事长陈东升是毛振华大学时的同班同学,他们经常在一起琢磨,有了一个共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的企业,中国一定会有。“1992年宣布要搞市场经济以后,‘同样的竞赛规则’‘国际惯例’就成为当时的流行词。而我们不懂技术,只能去做一些现代服务业。”于是,他们相继创办了嘉德拍卖和中诚信。

“那时候从新闻里知道了美国有穆迪公司,对市场影响很大,觉得中国也应该有,可实际上并不知道信用评级具体是做什么的。当时去拿审批,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国际惯例’,这放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并不是我们自己创办了中诚信,而是那个时代以及管审批的人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家企业。”毛振华说。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中诚信虽然成立于1992年,但毛振华直到1993年才借上证券业研习班的机会,第一次正儿八经地拜访了同行业的标杆——美国标准普尔公司,开始了“率先模仿”。

毛振华:敢于放弃,方得永生

学生时代的毛振华与陈东升、殷明德在武汉大学樱花大道。

放弃,是一场痛苦的再生

那是一个百废待兴的草莽年代,任何一个念头都有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行业。

“当时我们研究国际上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成功企业,发现这些企业基本都是专业性的公司,真正跨行业的、综合型的大公司少之又少。”毛振华从一开始就认定了中诚信要走专业化的路线。

尽管中诚信早就制定了国内第一套信用评级指标体系,并公布了中国第一部《信用评级指南》,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都像是摆设。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债券市场是资本市场中体量最庞大的市场,远远超过股市规模。投资人需要了解各种债券的风险,由此催生了评级市场。债(政府、金融机构和工商企业发行的债券)是评级业务的主要对象。

股份制公司是企业债的发债主体。但在中诚信创立的1992年,中国的《股份公司暂行条例》《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才出台,十多年后,第一批民营股份制公司才逐渐走进资本市场。由于没有评级需求,中诚信成立的前14年,评级业务基本上没有利润。

1992年随着两大条例的出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及上市提上日程,中诚信当时成立了两个部门,一个是评级部,一个是股改部,后者从事的便是典型的投行业务。适时抓住机遇,中诚信承接了很多早期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顾问业务。在湖北,鄂武商、武汉中商、华新水泥等老牌企业的上市之路,都有中诚信的影子。